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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为我国古代最巨大的官修图书目录。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对誊录入库的3400余种图书(称著录书)和抄存卷目的6700余种图书(称存目书)全部写出提要,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简称《四库总目》。
  由清代纪昀等编纂。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今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该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修,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稿完成。经过修改、补充,于乾隆五十四年定稿,由武英殿刻版。乾隆六十年,浙江地方官府又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自此方得广泛流传。
  全书200卷。著录图书3401种,79309卷,存目6793部,93551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我国重要的古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更完备。
  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下又分子目。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目的理由。
  该书著录了清乾隆以前包括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文化典籍一万多种,为我国收书最多的目录,而且写有内容提要和评论,为学者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提供了一部翔实的书目。但它是由乾隆钦定、督办的官修书目,在图书入选、内容著录、提要、评论等方面,都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利益。
  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提要》.:百卷。清纪的(1724—1805)总纂。内宁晓岚, 字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由翰林育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土,送文达。能诗及骈文,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等。
  乾隆中修《四库全书》,纪购与贴锡熊总其成,锡熊后入馆而先投,陶则终始其事。校理《四库全书》,虽白各专门学者分任,史部邵南江(晋涵1子部周书昌(水年),经部从子部的天文、算学类皆戴东原(),分别撰写初稿,而别择去取,笔削考核,则皆纪陶一人任之。购亦自称:余于癸巳受识校书,弹仆年之力,始勒为总目二百卷,进呈乙览。”(《文集》卷八《诗序总义》序)乾陡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大体完成,<四库全书总目》和eN库全书简明日录》也同时写出初稿,几经增改,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写定,并由武英殿刻版印行。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三干五百零三种,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六干八穴十九种。总计一万零三百二十一种。每种书部撰有·篇提要。
  收入《四库全书》各书的提要,原来本是附在书前以供皇帝审阅之用。至于离书别行的提要,那才是供一般读者参考的。原有之各书提要,当它别辑成书、单独印行时,已经过纪陶大大修改、有些地方已与原文相差很远了。如将现在的《四库全书》(或坝”?前面所附的提要,与《四库全书总B3逐一核对,就可证实这一点。
  《四库全书总目》颇有一些特点; (1)本书是一部规模庞大的解题书目。它不同于正史中的艺文志是史书的组成部分,而与e5rJ录》、《祟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同样是书目的单行本。因而它在各部类的序论、解题、作者介绍、版本源流等方面,不像史志目录那样受篇幅的限制,因而可以尽量作11必要的叙述和评论,从而使它成为清代规模最大的解题书目。
  (2)本书分为著录书和存目书两大部分,是一个创例。著录书,写为定本,收入《四库全书》之内;存目书是不收入《四库全书》的,但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同样撰写提要。
  根据本书《凡例》规定,列入存目者,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书有谬误,应在提要中附载其名,兼匡跃谬;另一种是寻常著述,末超群流……并亦存其目。以备考核的。《四库全书》共收著录书三干五百多种,存目书则多达六干八百多种,后者多于前者一倍。这些书,赖有存目的提要,才使读者知其梗概,进而访求原书。试想当年如果没有这份存目提要,所存古籍将少去三分之二,鲜为人知,这将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总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四库全书》于乾隆36年(1771年)开编,46年(1781年)完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以稽古右文之名,行寓禁于征之实,致使编入丛书的只有3461种,79309卷,其余被认为价值不大且无违碍的图书未收入《四库全书》,列为存目。而其他有违碍内容的书则遭到禁毁、篡改、删节。可谓文化史上之又一浩劫。
  《四库全书总目》
  (清)永溶、纪昀等撰,共200卷,是在编篡《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完成的,著录书籍10254种,172860卷,对它们分别编写提要,汇成一部分类目录,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是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检索途径是:1、分类途径,需熟悉其分类体系。2、人名、书名途径,81年影印本附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名、人名索引。
四库全书甘辽之争 一套书建3个库只为保管权
http://www.enorth.com.cn  2004-03-20 16:26
今年刚刚闭幕的两会上,辽宁省2 7位两会代表联合提案,请求国家解决沈阳故宫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运返沈阳问题,这是关于《四库全书》索回与留存的问题第二次被提到全国两会的议案里这部举世瞩目的中华瑰宝的保存权再次被人们所关注。
  走进沈阳故宫的正门,两旁苍松犹在,金銮殿却冷清的很。这是初春的沈阳,雨滴夹杂着小雪落下,阴阴的天,阵阵的冷风袭来。如果说北京的故宫雄伟,那么这里的故宫就是隽秀,在这个以宫高殿低为特色的满清宫廷建筑群的西边角落,静静地矗立着两个不同于别处的建筑,一个是黑琉璃瓦的两层阁楼和它西南5 0米处的现代平顶小楼,他们就是曾经长久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溯阁和藏书库房。但现在,文溯阁保存完好,紫檀木的书架以及书案还在,可惟独这文溯阁的主人———《四库全书》却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乡,甘肃省兰州。
  “《四库全书》和文溯阁是一体的,书阁合一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指着空荡荡的文溯阁,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支运亭一脸的憧憬,但其中也包含着几分无奈。从1 9 6 6年1 0月,这部文溯阁《四库全书》出于备战考虑远赴甘肃避难至今已经3 8个年头了,在这漫长的38年中,《四库全书》与文溯阁天各一方,辽宁与甘肃两省在索宝与留宝的道路上,艰难地走着。
  送走容易“买”回难 文化部出面协调
  从1966年9月份开始,地处沈阳市中心的故宫西北角的一个小楼里热闹了起来,这里存放着文溯阁《四库全书》的3.6万余册善本,辽宁省图书馆的人在这里对所有的善本逐本逐页检查,将所有的破损、老化情况记录在册,分装在新做的木箱子里,整理好顺序,工作很紧张。
  时任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的韩锡铎先生负责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整理工作,那时,所有故宫的书籍已经全部收归辽宁省图书馆进行管理,但是考虑到文溯阁和省图书馆的保存情况,《四库全书》名义上归属辽宁省图书馆负责,但收藏在故宫文溯阁西南50米处的小楼里,这也是《四库全书》离开沈阳时所呆的地方。
  “当时运走《四库全书》是接到上级命令、出于备战考虑,怕会发生战事,对《四库全书》造成损害,我们都特别理解,尽管也舍不得,但都尽力整理记录书籍的保存情况,小心翼翼地搬运。起运是在10月份(1966年),运送是完全保密的,用的是火车,路上走了好几天。当时甘肃那边是把书安排在了一个山里边收藏了起来。”韩锡铎回忆着当时运走《四库全书》的情景,甘肃就此成了《四库全书》的避难所。
  时光荏苒,国际局势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仍然惦记着远在他乡的《四库全书》的韩锡铎心中有一个未了的心愿,“我想亲手接回《四库全书》”。于是,索宝开始了。
  1992年,辽宁省图书馆新馆投入使用,人们不由得想起《四库全书》,这个我国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但当时,还没有更加现代化的善本书库可以长期保存《四库全书》。到1997年,辽宁省图书馆投入巨资开始兴建900多平方米的善本书库,其中专门为《四库全书》设计建造了500平方米的专用库房。
  而后辽宁省文化厅将希望将《四库全书》运返的请求上报给了文化部,不久,文化部成立了专家调查组,对辽宁和甘肃两省的保存收藏情况做出了综合性的考核,最后得出结论:《四库全书》适合回到辽宁。
  2000年,文化部向国务院报送了有关《四库全书》返辽的有关请示,认为应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返沈阳,由辽宁省图书馆保存。至于甘肃省30多年保管《四库全书》所付出的费用、辽宁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2000年5月6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准同意了文化部的请示。
  “但是,《四库全书》并没有因此就顺利地回到沈阳。”辽宁省图书馆办公室的卢丹主任告诉记者,“当时文化部的请示批下来之后,我们确实以为《四库全书》应该很快就可以回来了,馆里为迎接《四库全书》也开始忙活了,那时还有一个文化部的副主任组织了辽宁和甘肃两省的省长、文化厅厅长、以及省图书馆馆长开会研究具体的细节和经济补偿数额。”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两省在经济补偿数额上的共识,达成协议,《四库全书》就可以顺利返辽了。“但也就是这个经济补偿的数额,两省之间始终不能达成协议。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但据说是辽宁省难以支付的庞大数额。”
  索书提案交两会 辽宁要书阁合一
  自从2000年两省高层领导和主管单位在文化部的主持下协调无果之后,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索回开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以提案的形式被提交。
  “其实在1996年,我就在省政协会议上提交了提案,希望尽快索回1966年运往甘肃的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而且得到了很多文化界知名学者、专家的响应。”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沈阳市人大代表、辽宁省政协委员支运亭告诉记者,“今年全国两会之前,我再次提交了提案给省政协会议,我有信心,《四库全书》会回到沈阳故宫文溯阁。”
  提到与甘肃方面的接触,支运亭坦言这其中有很多既可笑又无奈的变数。“我们和甘肃方面没有过什么直接的交涉,甘肃不和我们谈,他们说这些都是国家的事,《四库全书》是中国的,放在哪里得听中央的。”可是,实际上《四库全书》的存放和运返的问题,国家主管部门确实曾经给予过关注。
  2003年3月,辽宁省人大代表孙淑君就带着“关于沈阳故宫文溯阁所藏国家珍贵文物《四库全书》归还辽宁沈阳”的提案进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达了希望“国宝回家”的愿望,这也是辽宁省就《四库全书》“书阁合一”的问题,从工作请示向两会提案的一个升级。
  “而后文化部确实因为《四库全书》协调过甘辽两省的工作,然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支运亭对此很是无奈,于是,在今年的两会之前,他又再次起草了索回《四库全书》的提案,“这次我们还会更努力,我已经联络了很多文化界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四库全书》必须跟文溯阁在一起,才能发挥它们的价值,这对于中国历史、满清文化的研究极为重要。”
  提到文溯阁与《四库全书》“书阁合一”的重要性,支运亭慷慨激昂,“文化和历史的完整性,是决定历史价值的最关键因素,满清入关360年,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当年乾隆将沈阳故宫《四库全书》藏书楼定名文溯阁的时候,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入关前的都城‘盛京’是他们满清文化的发源地。”
  “其实文溯阁《四库全书》从1782年收藏到1966年运往甘肃,其间将近200年的时间,当中曾经因为国势动荡运出运回过两次,都未曾有过闪失。”支运亭讲述《四库全书》曾经被运往北京和黑龙江的经历,他对于甘肃方面提出的关于经济补偿的金额和沈阳不合适保存《四库全书》的说法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经济补偿我们也赞成,但是不能狮子大开口,靠国宝要挟赚钱,这个我们不能答应,另外,甘肃提到他们是对《四库全书》负责,说沈阳气候不适合保存,简直可笑。沈阳和甘肃保存《四库全书》的地方纬度一样,可是甘肃更干燥,善本书籍纸张的纤维很多已经绷断了。而且,说他们有管理经验,有研究人员,那怎么还会让《四库全书》被水淹了呢?”支院长说着,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由于经费短缺,宁夏图书馆暖气管道严重老化,使用20多年不能更换。2002年,他们只好决定停暖。不久,自来水水管冻裂,书库被淹,包括《四库全书》和民国时期报刊在内的上万册图书罹难。其中总共1620册的《四库全书》,有500余册浸水变形。(据《光明日报》2003年6月19日4版记者庄电一)”支运亭气愤地表示,“这是对国家的不负责,对历史的犯罪。”
  兰州也建文溯阁 甘肃想既成事实
  至于为什么文溯阁《四库全书》始终未能返回辽宁,说法也是不一。韩锡铎解释,他曾经与甘肃省博物馆的一些同志私下里就《四库全书》的事情交流过,了解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甘肃省图书馆还曾经为运还《四库全书》做过充分的准备,但上级主管单位不同意送返。
  记者打电话找到甘肃省图书馆主管单位甘肃省文化厅的时候,社会文化处的一位工作同志说,“我们省委有规定,关于《四库全书》的事情不能接受采访。”当记者表示只是想了解一下《四库全书》的保存情况的时候,她又说,他们什么都不能说,倒是相当痛快地给了甘肃省省委宣传部的电话。
  省委宣传部的答复是“这件事主管的是新闻处”。记者找到了新闻处分管此事的李志学处长,但李处长的回答却让人感到有些奇怪,“《四库全书》的主管单位是文化厅,我这里不了解情况,你还是得找文化厅,可以找他们那里的王副厅长吗!———就是王副厅长,一个女同志———接不接受采访是他们的事情。”尽管记者再三表示想知道这位主管领导“王副厅长”的名字,但没有结果。
  这位王副厅长的电话始终没有人接,最后,一位文化厅办公室的同志让我们将电话打回文化厅社会文化处,找那里的梁世俊处长了解情况。
  接通梁世俊的电话,记者首先说明来意,梁处长却首先告诉记者,关于《四库全书》的事情,他们知之甚少,“《四库全书》到了甘肃一年以后曾经换过一次保管库房,至今这些书仍然保存良好。不仅没有损坏,而且有很多曾经发霉的地方碱化了。我们这里的条件很好,更适合善本书的保存。”而且一再表示,“我们省里各方面的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我们尽力做好《四库全书》的保管工作。”当记者提到曾经报道过的甘肃省出资3000万建设新文溯阁的时候,梁世俊告诉记者,“这个事情不能说,具体的位置也不能告诉你们,这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新的库房条件相当好,以后可能会对外开放。”而且说:“等以后搬到了新建的文溯阁的时候,省里会请一些专家学者对文溯阁《四库全书》进行研究。”至于印有沈阳“文溯阁宝”《四库全书》返辽之事只字未提,而且告诉记者:“甘肃这里的条件好,适合保管《四库全书》。我该说的都说了,国家的事情我没有权力回答,不问这个事情好不好?”后挂掉电话。
  对于辽宁提案索回《四库全书》的做法,甘肃负责文溯阁《四库全书》保存的甘肃省图书馆的孟书记明确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当年文溯阁《四库全书》是经中央批准拨交甘肃保存的,而文溯阁《四库全书》这样国宝级的文物其所有权属于国家,因此不存在归“赵”的问题。同时,甘肃省在近40年的保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保存经验。目前,《四库全书》配备了高层次的专门管理人员及研究人员,确保了《四库全书》的万无一失,今年专门为文溯阁《四库全书》修建的藏书楼也将投入使用。而且甘肃气候干燥,极其适合保存这样的古籍,《四库全书》在甘肃保存期间,书籍上的黄斑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减少的趋势。2000年7月,国家文物局、文化部等部门组织有关专家专门对文溯阁《四库全书》在甘肃的保存情况进行了检查,当时的结论是保存情况很好。因此,从有利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文溯阁《四库全书》还是应该由甘肃保存。孟书记将沈阳的做法打了比方,称沈阳的做法就好似甘肃将流失于全国各地的敦煌文物向各地索回一样,极其不现实。
  《四库全书》及文溯阁
  《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编纂的,此时“康乾盛世”已经达到顶峰。编纂工作由乾隆的三位皇子永瑢、永璇、永领衔,二十多位军要大臣共同负责,刘统勋、和等人皆名列其中,有4400多人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而后,又征调了全国各地保举经考试录用的3800多名落第举子,用工整小楷缮写了七部。从编纂开始至最后一部抄写完毕,共历时十五年。
  这七部印刷品时代的手抄本《四库全书》分别藏于专为收藏此书所建的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中。其中保存在沈阳故宫文溯阁中的《四库全书》是全部七部中的第二部。文溯取“溯间求本”之意,寓意“不忘祖宗创业之艰,求子孙守文之模”。
  文溯阁所藏是乾隆四十七年抄成的正本,整部《四库全书》收录书籍3461种,7.9万卷,3.6万余册,221万多页,9亿多字,分装在6600余只楠木盒中。同年11月至翌年初,分四批由“四库”总校官大学士陆锡熊从北京护送至沈阳,全书以细腻、柔软、不易折毁、可久藏的开化纸、竹纸为书页,用香楠木二片上下夹之,并束以绸带,装在香楠木匣内。书面都是绢面,“经部”用黄绢和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蓝绢,“集部”用灰绢,每册书首页盖“文溯阁宝”朱印,尾页盖“乾隆御览之宝”,每匣上面均刻有书名。
  从成书至建国近200年间,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四部《四库全书》被焚,有所失散的文津阁之书保存于国家图书馆。
  只有沈阳文溯阁的《四库全书》至今仍保存完整,但在1966年中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下因备战的需要,秘密运抵甘肃省,至今未曾回到沈阳文溯阁内。
  争“书”背后的“文化牌”
  辽宁省在1997年底,根据文化部专家组关于“修建地库保存《四库全书》的意见”,辽宁省政府拨出340万元专款开始为辽宁省图书馆修建地库。2001年7月,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具有防盗、防潮、防晒、防火、防震多功能的现代化地下书库竣工,资金总投入达千余万。2002年10月投入使用,其中500平方米的地下善本库房为《四库全书》专留。
  另外,沈阳故宫博物院为了能够以物质基础支持“书阁合一”的可行性,对原沈阳故宫文溯阁西南藏书阁进行了新的装修和硬件基础建设,已经在沈阳故宫内投入上千万元建设地下文物善本库。而且根据不完全统计,如果《四库全书》能够回到沈阳故宫,在善本整理、修缮,文溯阁设施修葺、加固等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需连续10年,总共需要投入200万元。这就是说仅沈阳故宫博物院一方已经为保存收藏《四库全书》投入资金将近2000万元人民币。
  1999年5月,甘肃省政府作出了在省城兰州立项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库的决定,在兰州黄河岸北山九州台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这座投资3000多万元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已于2002年开工建设,该工程占地52.89亩,现已进入古建装饰阶段,预计今年9月基本竣工。届时,这座仿明清风格的书库文苑,将与《四库全书》相得益彰。也正是在2000年12月2日,甘肃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溯阁〈四库全书〉保护工作的若干规定》,重申了文溯阁《四库全书》在甘肃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法律地位。
  《四库全书》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都是举足轻重的,《四库全书》是一部堪称瑰宝的图书与文物,用弥足珍贵来形容并不为过。就像人们喜欢名牌一样,哪个地方拥有了《四库全书》,也就拥有了值得炫耀的深厚文化底蕴。也正是因此,一部完整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使得辽宁、甘肃两省纷纷花费重金建设保存库房,以此争取对其的“保管权。”
  在这场《四库全书》索回与留存的争斗中,两省投入巨额资金的基础建设,庞大的人力资源投入,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纷纷出价的“竞标会”。尤其是甘肃巨资兴建文溯阁藏书楼的举动,不难看出甘肃这样一个不算富裕的省份,对《四库全书》将带给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效益具有的信心。
  如此说来,远在西北地区的甘肃都不失时机要以飞来的宝贝《四库全书》装点自己的文化外衣的话,沈阳这个满清文化的发祥地,自然更是不会放弃拿《四库全书》这样重量级的国家瑰宝来提升其文化名城的地位,尤其是在沈阳“一宫两陵(沈阳故宫、昭陵和北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验收待批的关键阶段。故宫博物院院长支运亭的省政协发言稿上就有这样一段话印证这个不争的事实,“沈阳故宫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应尽早要回,实现‘书阁合一’,为振兴辽宁文化经济事业做出贡献……今年沈阳故宫将要被联合国批准成为世界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然而,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溯阁与其藏书却天各一方,缺少了完整性,使之失去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价值,将对申报带来不良影响。”
  这就清楚说明了对于城市经济建设而言,文化已经成为极具分量的一张牌,城市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为文化底蕴、城市氛围的竞争。以文化品牌包装城市,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城市竞争的重要手段,于是,便不难理解这场持续多年的《四库全书》索回与留存的争夺。
文溯阁《四库全书》迁兰记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25日14:32  兰州晨报
《四库全书》创修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历时15年。如今,当年的7部《四库全书》已损毁一半,幸存的3部半颠沛流离大半个中国,饱受沧桑。其中,最为曲折的当属原藏于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西迁并落户兰州的经历。
  这部浩瀚巨著在成书后的二百余年间所经历的辗转迁徙,好似一首低沉雄浑的壮歌。
  身世与命运
  坐落于九州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俯瞰着山下喧嚣的市区和奔腾的黄河。
  朱墙环绕的文溯阁是一幢二层三楼的古典建筑,兀立于开阔的山间平台上。黑色琉璃瓦绿剪边的装饰,与传统宫殿黄琉璃瓦绿剪边及五彩饰件的风格完全不同,所有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迥异于其它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其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凤,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朴典雅之感。
  “之所以采用黑色琉璃瓦为顶,主要是为了使整座建筑外观风格相统一。”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馆长、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秘书长易雪梅说。
  “历经两百多年的沉浮跌宕,七阁中的《四库全书》遭遇各不相同。”易雪梅说,“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变迁中,七阁及其藏书没能全部保存下来,大部分《四库全书》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文溯阁《四库全书》虽然没有像文宗阁、文汇阁那样毁于战火,也没有像文渊阁那样被运往台湾,但由于战乱和动荡,仍饱尝迁徙之苦。自1782年,这部缮写好的《四库全书》被运抵清朝肇兴之地的盛京(现沈阳)故宫文溯阁后,历经沧桑。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基于战备需要,文溯阁《四库全书》于1966年10月13日从沈阳秘密转运到兰州保存。
  《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分置四库存放,称为“四库书”,收录书籍3461种,7.9万卷,3.6万余册,221万多页,9亿多字,分装在6600余只楠木盒中,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
  文溯阁《四库全书》是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抄成的正本,是全七部中的第二部。文溯取“溯间求本”之意,寓意“不忘祖宗创业之艰,求子孙守文之模”。同年11月至翌年初,文溯阁《四库全书》分四批由“四库”总校官、大学士陆锡熊从北京护送至沈阳,全书以细腻、柔软、不易折毁、可久藏的开化纸、竹纸为书页,用香楠木二片上下夹之,并束以绸带,装在香楠木匣内。书面都是绢面,经部用黄绢和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蓝绢,集部用灰绢,每册书首页盖“文溯阁宝”朱印,尾页盖“乾隆御览之宝”,每匣上面均刻有书名。
  “《四库全书》作为当时倾力而为的一件文化盛举,自然不惜工本,书籍的装帧极为精美和考究。”省文化艺术档案馆副馆长周永利说。
  西迁之旅
  1966年10月13日,文溯阁《四库全书》安全运达兰州土门墩车站。兰州军区的27辆军用卡车已提前1小时到达车站并直接开上了站台,火车到站后立即开始装运《四库全书》,随后被秘密运抵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保藏。
  “‘文革’初期,鲁土司衙门是省图和省博珍贵图书和文物的战备库。当时运送来的《四库全书》保护设施很简陋,书籍装在木头箱子里,只是在箱子外围刷了防火漆和石灰。”易雪梅说。
  鲁土司衙门始建于明初,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其中大经堂面积630多平方米,文溯阁《四库全书》就存放在大经堂里。“为了保护《四库全书》,特地加固维修了大经堂周边寺院的围墙,大经堂窗户也用钢条、铁网进行了封堵。为了防潮,又在书籍下面垫上了十几厘米见方的木头,并且每天开窗通风,定期检查室内温湿度。虽然当时保藏条件比较艰苦,但由于此处远离兰州,人烟相对稀少,《四库全书》安然度过‘文革’最动荡的时期,未受到任何损失。”周永利说。
  就在大多数人不知晓国宝级文物文溯阁《四库全书》安稳存放于永登时,另一项择地保管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毕竟,作为临时战备库的鲁土司衙门距兰州较远,交通不便,而大经堂及周围建筑均为木制结构,不利于防火,长期存放有隐患。
  经两年多的实地勘察和反复论证后,本着“靠山隐蔽,少占土地”的原则,结合考虑当地的政治环境、自然气候条件和交通道路等多种因素,最终选定距离兰州市区60多公里的榆中县甘草店作为新库址。
  1971年6月,在鲁土司衙门存放了4年零8个月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又被秘密迁至甘草店专库。专库占地面积30亩,建筑面积2400多平方米。从此,这里就成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来甘后的第二个家,并在这里存放了35年之久。
  “当地1月平均气温6.8℃,7月最高气温23℃左右,常年平均湿度不超过60%,年均降水量323.05毫米,在保存纸质材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甘草店专库看护《四库全书》8年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副馆长丁学义说,“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被称为‘版本图书馆’的甘草店专库,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甘肃还有一处深藏国宝的所在。”
  丁学义是自文溯阁《四库全书》迁甘以来第三批看护者之一,也是最后在甘草店专库驻守的管理员之一。他从1998年9月18日来到甘草店专库,直至2006年6月23日随《四库全书》一起迁往九州台。8年中,丁学义和另外几名管理员将专库房前屋后、山上山下挖掘平整成层层梯田,栽种果树、蔬菜和花草,使原来的荒山荒坡变成了绿阴成行、鸟语花香、清静幽雅的“花果山”。“自己种菜、做饭、栽树、喂猪,还学会了理发,这是一段很充实的生活。”丁学义告诉记者。
  那时,专库工作人员一个月休息4天,由于不放心,丁学义轻易不回家。专库规定节假日期间要加强保护,工作人员只能在节后轮休,丁学义总是最后一个休假。值守期间,他一天24小时守着书库,从来没有上下班的概念。“防火防盗是全天候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
  《四库全书》放在上锁的松木箱子里,每箱放6函书,在一个底座上5个箱子依次摞起来存放。书库里一年四季都要防潮、防霉、防虫蛀,夏天必须经常开窗通风,还要保持清洁,经常开箱检查书的变化。35年间,看护员们每天小心谨慎地从事着单调的工作,直到将书迁往九州台恒温恒湿的标准化书库中。
  “除了得益于甘肃干燥适宜的气候条件,正是有了这样乐于奉献的一代又一代护书人,《四库全书》才能保护得如此完好。”省图书馆馆长郭向东说。
  价值与贡献
  “《四库全书》的价值首先是规模亘古未有,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伟大的图书集成。”周永利说,“此外尚有《四库全书荟要》抄成两部。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值得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有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整个搜集、编纂、抄录工程之浩大,实属空前。”
  而四库在图书分类上也为后世集成图书的编纂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分类科学是四库编纂的最大特点之一。据了解,《四库全书》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从此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标准与圭臬,为中国传统古籍的梳理提供了永久性的范本。因编书而结撰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先于《总目》四年成书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既精简了《总目》的总序和小序,有些条目还附有简短的按语,颇便翻检。《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先后完成,在整理传统文献、搜集整理与书目分类、学术评价等方面,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四库全书》的另一个贡献是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孤本书籍。后世很多研究者认为,从《永乐大典》中抄录和搜辑佚书是“四库”馆臣所从事的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据统计,“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共516种,其中388种被收入《全书》,128种列为总目存目。收入《四库全书》的388种近5000卷文献,其字数总量已接近《永乐大典》的1/20。因此,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四库全书》对《永乐大典》佚书的辑复,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抢救”。
  易雪梅告诉记者,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在选用资料上采取的应该是继承和扬弃的态度,“要有选择、有判断地去理解和看待《四库全书》的内容和价值”。
  “《四库全书》毕竟是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图书集成之作,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说,既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大梳理、大集合、大归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一些前朝流传下来的孤本作品彻底消亡,也被后世一些研究者称为文化劫难。”周永利说。
  众所周知,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乾隆从统治君权出发,对各类书籍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其主要目的是取缔所谓“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据有关研究者统计,在编纂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为四库纂修工程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伏俊琏教授认为,“称《四库全书》为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浩劫毫不为过。但不能苛责古人,简单否定,而要从学术文化整体深入了解并积极利用《四库全书》,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我们对古代文化的准确认识”。
  保护与传承
  2005年7月,投资5000万元、占地50余亩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在兰州北山九州台落成,文溯阁《四库全书》入藏。“现在的国际化标准的恒温恒湿地库完全能胜任对书籍的保护、保存。”丁学义说。
  而除将《四库全书》作为文物进行保护外,其文献意义也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四库全书》成书200多年来,为后世学者构建了一个巨大的研究空间和平台,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论题,学术研究十分活跃,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四库学’的建立,更加映衬出《四库全书》在中国及世界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郭向东告诉记者。
  据《甘肃省图书馆九十年》有关资料介绍,甘肃学术界对于《四库全书》及相关领域的探索和研究,是伴随着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移藏兴起的。起步虽晚,但研究成绩斐然。据了解,截至目前,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甘肃研究者发表有关四库研究、探索类学术文章近40余篇、编辑出版《四库全书》研究文献专著多部、数百万字。
  2001年12月,甘肃省图书馆、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和部分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联合发起了成立“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的倡议。经过3年半的精心准备,2005年7月1日,研究会正式成立,汇聚了全省文献学、史学、文学界知名学者100多人,聘请省外“四库学”及相关领域著名学者20多人为艺术顾问。“研究会的成立,为促进和加强《四库全书》的研究和保护利用,构筑了一个学术研究阵地及组织工作平台。”郭向东说。
  当传统意义上只有皇家才能阅览的《四库全书》开始接近寻常百姓的时候,文化和谐的大幕正在悄然拉开。
  伏俊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目前甘肃在《四库全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已经走出了一步,但显然还“远远不够”。
  “目前,文溯阁《四库全书》在很大程度上的作用仍体现在其文物价值方面,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文化旅游的一个标志来出现,而四库本身的实用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利用。”易雪梅说,“如何发掘并研究其文献上的价值值得所有相关学者去探讨和努力。”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扩大《四库全书》的开放层面,对于提升甘肃文化旅游是很有好处的。”周永利说,“在做好一些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同时,也要注重对那些与文溯阁《四库全书》相关延伸产品的培养,如出版缩影本、开发‘四库’相关产业等,这样既可以提高四库全书的影响力,也对今后如何有效合理利用《四库全书》做好文化旅游的文章大有裨益。”
  (感谢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馆长易雪梅女士提供采访支持)
  ■ 文/图 本报记者 郑志成 实习生 何志华
国学网络
《四库全书》页面:http://www.guoxue.com/wenxian/wenxian1.htm
百度贴吧
《四库全书》页面:http://tieba.baidu.com/f?kw=%CB%C4%BF%E2%C8%AB%CA%E9&fr=ala0
“如此说来,远在西北地区的甘肃都不失时机要以飞来的宝贝《四库全书》装点自己的文化外衣的话,沈阳这个满清文化的发祥地,自然更是不会放弃拿《四库全书》这样重量级的国家瑰宝来提升其文化名城的地位,尤其是在沈阳“一宫两陵(沈阳故宫、昭陵和北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验收待批的关键阶段。”


这段话很欠妥当!记者站在辽省立场上,把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视为想当然的应得之物,所以对自己的“对手”运用富于明显感情倾向的词语(近于侮辱)进行攻击!

这是新闻从业者不应该的做法!
文通武备,乃武乃文!
国图百年馆藏故事:文津阁《四库全书》介绍
一、文津阁《四库全书》概说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纂修的古代文化典籍的汇编,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在中国文化典籍史乃至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清永瑢、纪昀等纂修,乾隆内府写本。全书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共计七万九千三百九卷,原藏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民国三年(1914)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为四色装潢,以便检阅。
  文津阁四库全书从承德运至北京后,经过了六次搬迁,而每次搬迁都使这部传世珍籍得到了妥善了保存和保护。
  清宣统元年(1909)七月,清政府为筹建京师图书馆,依学部奏请,允准将文津阁《四库全书》调拨京师图书馆。辛亥鼎革,1913年6月27日,教育部依前案致函热河都统姜桂题,“拟即派人往取”文津阁《四库》及各殿藏书,尚未成行。因“盗卖热河避暑山庄古物案”,内务部筹办古物陈列所,先派人于12月底启运文津阁《四库》。次年1月初到京,暂存故宫文华殿。1915年8月6日,教育部致函内务部,指出:文津阁《四库全书》“照前清宣统元年七月奏案,应提交京师图书馆”。8月25日,内务部复函教育部,同意归还。9月,鲁迅、戴克让等奉派前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办法,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清点、接收。次年9月,接收工作方全部结束。时京师图书馆馆舍在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四库全书》存放于后院西式平房内,面积三十平方丈。 1928年7月18日,京师图书馆奉命改称北平图书馆,获准将中海居仁堂及其附近拨归本馆为馆舍。1929年1月10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迁入中海居仁堂,并举行开馆仪式。文津阁《四库全书》亦随之迁入居仁堂。 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教育部协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择地另建新馆。1931年春,文津街新馆落成,文津阁《四库全书》随之迁入。为纪念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1931年4月9日,国立北平图书馆致函北平市公安局,拟将馆前街道定名为“文津街”,公安局于5月18日来函照准。 1987年,位于紫竹院公园北侧的北京图书馆白石桥新馆一期工程竣工。次年,88万册(件)善本特藏自文津街老馆迁入新落成的馆舍,文津阁《四库全书》亦随同迁入。因馆舍设计时未考虑《四库》书架的尺寸,《四库》书架难以搬入新建善本书库,只能在善本书库外择地另存。 2008年5月,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竣工。二期工程为《四库全书》专建两层新库房,面积比先前增加三倍。7月10日,文津阁《四库全书》书架正式搬入二期新库房。9月初,全部书函亦搬迁完毕。
  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编纂和价值
  《四库全书》纂修的直接起因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提出从《永乐大典》辑出亡佚图书的建议,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随即诏令汇编所辑佚之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虽有维系清朝统治和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但大规模的图书整理编纂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使传统典籍免遭毁灭的厄运。当时一共抄写了七部,即北四阁和南三阁,四库七阁的命运虽不尽相同,但却是整个清末民国社会的缩影。
  《四库全书》编修历时十余年,参与编撰学者三百六十多人,抄写人员近四千人,收录典籍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约七亿字……这就是中国古代最大丛书——清乾隆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它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我国大部分重要典籍,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学术领域,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它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然而,这部盛世巨帙在修成至今的两百多年间,其命运与近代中国一样,历经坎坷曲折。抄写完成的七部《四库全书》,流传至今者仅三部半,圆明园文源阁、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及其书籍早已在战乱中灰飞烟灭,荡然无存。纂修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底本来源于内府藏书、清廷官修书、各地的进呈本以及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史料,是现存保留着“原架、原函、原书”的一部完整的四库全书。
  文津阁本乾隆五十年(1785)方抄完,是北四阁中最晚抄完的一部,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研究证明,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在篇卷、文字、《永乐大典》辑佚本、序跋、附录、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在某些方面文津阁本胜过了文渊阁本,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均有所补正。如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多了乾隆皇帝撰写的御制文一篇,《垂光集》有些内容则是文渊阁本所没有的等等。此外,全书经过了纪昀的主持复勘,如《资治通鉴释例》补抄入阁,《干禄字书》因存在错误则重抄入阁,有些书则补画入阁等。所以,文津阁本对前三阁抄本存在的一些讹误作了修正,在卷帙篇第以及文本内容上存在着差异。此外,文津阁本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钤有“嘉庆御览之宝”的印章,说明至嘉庆时仍在补抄,这也是其他阁四库所没有的现象。
  乾隆皇帝纂修四库与文化毁灭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清廷实行“寓禁于征”的策略,对于一部分有碍于统治即所谓不利于“人心正道”的典籍禁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文字内容进行抽换改易,如《辽史拾遗》把涉及“虏”、“单于”等词汇更改。(二)禁止某些版本流行,如《皇明从信录》卷端有朱笔题“瘟书”二字,令人不禁捧腹而笑,禁书犹如瘟疫,读之令人生病也。(三)康熙皇帝御批的书至乾隆修四库时反而成了禁书,如康熙《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续编》,乾隆真是禁书“到家”了,令人叹为观止。(四)劈版辱尸以彻底销毁,如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足见禁书残忍之一斑。除此之外,展品中的翰林院抄本和进呈本也是一个特色,很多是作为四库底本使用的,所以在这些底本上便有一些当时馆臣的校改痕迹,包括黄签考证、墨笔批改等,如《百正集》上面有“连写不空“的批改之语;《渔墅类稿》则有很多黄签,上面写满了诸如异文校勘等的考证文字,进呈的四库底本弘治间碧云馆活字印本《鶡冠子》上面也是贴满了黄签。
  总结起来,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七部《四库全书》的成书时间看,文津阁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已有三年之久,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当有所补正。
  第二,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几乎每册均有校核纪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
  第三,就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经学者核对录异,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与文渊阁本在篇卷、文字、《永乐大典》辑佚本、序跋、附录、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文津阁《四库全书》所保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已是海内孤篇。
  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保存和出版
  从历史上看,《四库全书》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编纂官纪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现经核查原藏,几乎每册均有校核纪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就现世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由于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因此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1917年,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发现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当时就据文津阁本予以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即特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由于原书散失严重,缺佚过半,据文津阁本补抄的更是不计其数。在保存保护这部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历史过程中,鲁迅、陈垣、袁同礼、徐森玉和赵万里等前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鉴于文津阁四库所具有的独特版本价值,自民国时期便提出了影印以使之走出深闺为更多人识的动议,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随即派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到馆清点。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而终未能实现,这也是旧中国贫瘠薄弱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影印文津阁四库的建议正式开始实施,直到近些年来方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齐,是一件有功于当代而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
  四、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为核心的文化展览
  2008年9月9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原架、原装、原函”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乔迁“新居”——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稽古厅,从此这部承载着近现代波澜壮阔而又命运多舛的历史的四库全书终于有了新的归宿。为了庆祝二期新馆正式开馆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开始面向公众开放以瞻仰其盛世之举的风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特举办主题为“盛世宏编”的四库全书专题展览。本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办,协办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浙江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等单位。在馆领导和各兄弟单位的支持下,展览取得了圆满成功并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公众好评。
  四库全书展从开始酝酿就具有明确的定位,即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为核心进而全面介绍四库七阁的情况,包括四库纂修背景、现存四库展品和档案史料等,注重学术知识背景和传统文化普及的统一。尽管此次展览只是专题性展览,而且从开始准备展览到开展仅用了半月的时间,但无论是展板文字的撰写还是展品布置,都体现了严谨细致和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这一方面得益于古籍馆扎实的基础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积累,更为重要的则反映了专藏文献带动专题研究和专题展览的良性互动。就展板文字介绍而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既带给公众丰富厚重的知识内容,又启迪深思而唤起保护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就展品布置而言,则是学术研究在展览中的具体呈现,如把展品按照四库原本、翰林院抄本、禁毁本等类别分门布置。公众在参观展品中所获得的便不是单纯的四库写本,而是动态的四库写本纂修的历史过程。此外,各兄弟单位甚至私人藏家积极支持本次展览活动,如浙江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分别送来了馆藏的文澜阁本和文源阁本,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则提供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稿本,翁连溪先生慷慨的出示了所藏文渊阁本零种等等,展览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他们的大力帮助。
  总而言之,本次展览虽然规模不大,但得到了社会读者和高校科研院所人员的称赞,如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的郑先生说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做出这么高规格高品位的展览实在是了不起,南开大学的杨洪升副教授则盛赞能把四库中的四阁原本聚在一起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社会读者也纷纷留言,写下了他们的感受和体会,有的说:“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为我国传统文化而骄傲,为古籍被焚毁而可惜。”有的说:“能与四库全书等古代中国智慧的典章们相视,使我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展览办得很好!”还有的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说如能配有定期的工作人员讲解,就更完美啦!这些评价对古籍馆是鼓励也是鞭策,争取今后办出更有水平和更有特色的类似专题展览。
(编辑:庄涤坤)
出处http://book.sina.com.cn/news/2009-08-31/1844259907.shtml
观点
  之一:书阁分离不仅限于文溯阁本
  其实,书阁分离并不仅仅限于文溯阁本。杭州的文澜阁本早在1912年就已书阁分离了,图书保存在浙江省图书馆,文澜阁则归浙江省博物馆管辖。如果说要书阁合一的话,那么最容易合一的是文澜阁本。但是至今90年过去了,也不见杭州人提出书阁合一。相反,面对长期以来国家体制形成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旧事重提,而是要双方共同协商,达到双赢的目的。尤其是,不能单纯地割裂开因战备而引发的迁移问题。
  之二:干旱少雨的甘肃能更好地保存它
  《四库全书》作为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国宝级文物。就保存条件来看,放到气候干旱的甘肃才能更好地保护这套书。从甘肃出土的文物我们能看到这一点,不论是居延汉简,还是王杖诏书令简,尤其甘肃出土的纸制品,充分说明甘肃的气候条件适合保存《四库全书》。省图书馆书记孟繁新说,原书储存时湿霉点多,现在已经大为减少。
  之三:申报文化遗产应立足现有文物申请
  世界文化遗产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不仅要看文物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对文物的管理水平。一味地指望用《四库全书》作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筹码未免顾此失彼,应该立足沈阳当地现有的文物如沈阳皇陵、沈阳故宫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十二卡姆是我国新疆民间艺术,可是却被伊拉克人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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